漫谈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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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书中写道,张维为在瑞士开会,外国学者问他: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民主?张维为反问:你的民主指什么?对方不耐烦地说: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市场经济。碰巧,我在国外也多次被人问这个问题。发问的不仅有外国人,还有在海外的中国人。
  
  西方现行的这套制度,若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长达一千年中世纪,这套制度连影子都看不见,所以不是延续的,只能遥追。若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它发展了370年。真正形成是在二战以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瑞士妇女才获得选举权,马丁路德金还为了美国黑人权利而被杀死。所以,这个源远流长的“普世价值”,其实时间不长,油漆味还比较浓。某些同胞把它奉若圭臬,至高无上,这是不客观的。(当然,斥为狗屎也是不客观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体制框架,中国人都了解,我就不再细述了。老美到处在推行,还有精英高呼狂吼,你想不了解都不行啊。但是,许多人都这个体制有片面认识。比如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不是这么简直。若我们有一个议案,把全社会5%的富人的钱拿来平分。如果一人一票表决,也许可以通过。但是,这个多数派决议不代表公平,也不代表正义,只会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际上,美国更重法治,许多法案都是用来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意志侵害的。
  
  美国建国之初的几份重要文献,是确保这个国家两百年稳定发展的基石。我没有深入研究,只粗略看了两眼。我感觉,它主要的出发点,不是保障多数人利益,而是构建一种制度,来实现权力制衡,特别是给政府划定权力边界。有兴趣的兄弟姐妹,可以看林达写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四本)。该书的优点是可读性特强,缺点是对美国体制赞誉有余而批判不足。
  
  仅管我有愤青倾向,还是必须事实求是承认:西方这套制度安排,在历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了社会权力制衡。在西方,虽然仍存在以市场、金融等手段的强取豪夺,但是,他们毕竟成功地抑制了官府的直接掠夺和横征暴敛,抑制了政府利益集团的无限膨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拥有了相对稳固的权力边界,以保护边界以内的利益。弱势群体还可以通过投票等手段,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正是这个原因,这个体制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推动了空前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近现代文明。看看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物件和产品,基本上都是创自西方。由中国、印度、伊斯兰三个文化区原创的东西少之又少。毛主席当年讲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请注意,主席讲的是“较大”,不是很大,不是重大,也不是更大。我觉得,这不是谦虚,这是实事求是。
  
  西方这套体制,为什么能够在西方各国有效运行?能不能作为“普世”而放之四海?我认为,这套体制,是西方自身固有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起码有以下必要条件。A,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B,社会结构。C,生产力水平。D,公民素质。
  
  其中,C、D两项条件比较容易具备。B项条件,不太容易,因为我分析过,中国、印度、伊斯兰以及黑非洲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改变十分困难。目前改造社会结构比较成功的,只有中国、日本和四小龙。A项条件最难。即使在西方文化区内部,由于文化传统的差距,在东正教文化区和天主教文化区,这套制度的运行效果都大为不同。比如俄罗斯和拉美国家都实行了西式民主制度。但俄罗斯更接近于东方式的强势集权体制,所以有西方学者不承认俄罗斯是“民主国家”。拉丁美洲有民主而无法治,社会管理一塌糊涂。
  
  在西方文化区以外的国家,其文化传统对于这套体制的不适应性就更大。下面我们分析几个代表性的国家。冷战时期,老美阵营为了对抗老苏,四处拉壮丁,不强求其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后,老美独霸天下,开始强推所谓“民主”。军事上,有美军的霸权;经济上,有美元的霸权;文化上,有英语的霸权;政治上,就是奉行“普世”的霸权。倒要看看哪个小子敢不民主!这套制度在世界各地效果如何呢?来分别看一下各国的实践。
  
  除了西方文化区外,最不失败的地方,恐怕就是东亚了。代表有日本、韩国、台湾。这里,从四个条件来看,B、C、D都没有问题。唯一有点问题的是A。这些国家,是中华文化区传统范围(或边缘)。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二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冷战前沿,形势所迫,不接受也不行。日本崛起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日本处在军国主义集权统治之下。台湾、韩国起飞时,处于高度集权统治之下。台湾几十年一直维持戒严状态。这也说明,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
  
  经济起飞后,日韩台植入了西方制度,这套制度些水土不服。 “多元”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比较明显,台湾岛内党争恶斗不止,日本首相换得像走马灯。“制衡”的效果不太理想,日本政坛腐败相当严重,暴出大量丑闻,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好转。韩国离任总统不是被抓,就是被查。有一个爷们有种,直接从山头上跳下去了。阿扁就不用说了。
  
  仅管如此,跟亚洲其他“民主国家”一比,这三位还算是最不错的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日韩台不要妖魔化。比如台湾,虽然党争严重,但那是政客的事。整天上街挥旗喊口号的民众,也是民众中的少数。多数民众还是过自己的小日子。虽然体制的“制衡”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对高层,对阿扁全家一个也没制衡住。但政治势力的相互监督和攻击,加上媒体像狗仔一样盯防,毕竟产生了效果。就是社会各阶层拥有相对稳固的权力边界,利益一般不受侵犯和打扰。两个台湾人和一个大陆人先后对我讲过,他们的感觉是岛内普遍百姓生活比较安宁。综合观察,我认为在日韩台,西方这套体制虽然不理想,但是基本上达到了多元制衡的目的。可以打70分。
  
  东亚国家中,有一个“先政治、后经济”推行美式制度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原来是一堆小国和部落,唯一值得一提的光辉历史是打死了麦哲伦。后来,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三百年。1898年美国打跑西班牙,接管之。1946年独立。政治体制上,它是亚洲最像美国的国家。二战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中,除了日本,就是菲律宾经济的起点最高,被视为最有希望的明星国家。到八十年代初期,它还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九十年代中期,人均收入是中国两倍。到去年,人均收入连中国一半都不到。我估计在东盟中,菲律宾下一步发展,连越南都干不过。在新加坡常见菲佣,这是国际品牌。菲律宾人信天主教,印尼人信回教,所以华人家庭更欢迎菲佣,虽然比印尼佣贵些。菲律宾发展失败的原因,除了南部摩洛族MSL分裂势力捣乱外,好像找不出其它客观原因。作为美国盟友,它的外部环境一直好得很。那只有主观原因了,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严重水土不服。打30分吧。
  
  印度、伊斯兰两个文化区,历史上被西方殖民统治过。但是,他们的传统宗教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传统社会结构,没有因殖民而得到触动和改造。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束缚发展、束缚进步的有形无形的东西太多。篇幅有限,我就不再细说了。有的中国人跑去转转,回来感慨文革选错地方了,如果到印度或者沙特去发动就对了。在这两个文化区,A、B、D三个条件都不对头。
  
  印度独立后,采取英式政治制度,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九十年代以后,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应该说,至此政治经济都西方化了。但是,印度的权力制衡没有实现。就连西方机构给出的评估,印度腐败指数都比中国还高。这套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印度演变成多元无制衡模式。纵向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横向联邦制,把印度行政权力肢解得七零八落,既无廉洁也无效率。我给印度打55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情况也差不多。伊斯兰文化区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现在的伊朗、沙特,以及被“革命”之前的伊拉克、埃及、阿富汗、利比亚,都是典型的一元无制衡模式。即使强行推进西式民主,以这些国家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也不具备形成制衡的条件。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西方指导下,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建立的新政府,不可能形成多元制衡模式。第一种可能是,又出现强势领导人,把多党制搞得名存实亡,实际上恢复一元无制衡。第二种可能是,倒退形成多元无制衡。我分析,埃及和伊拉克位于尼罗河谷、两河平原,市民和农民居多,社会整体性较强,出现第一种可能性较大。阿富汗和利比亚原为半农半牧区,地方部落势力强大,社会整体性较差,出现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些国家尘埃未落定,预打50分。
  
  伊斯兰文化区有一个国家实行西方制度,还算不错的,可打70分。就是土耳其。土国地跨欧亚,以欧洲发达国家自居。在文化上确实与亚洲其它国家有一些不同之处。该国西方制度,始于一战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当时曼斯曼帝国惨遭肢解,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凯未尔领导资产阶段革命,废除帝制。
  
  黑非洲情况最特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各国,目前仍然是部族社会。比如刚果(布),全国350万人,分属170个部族,讲N种语言。部族和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之前的社会状态。说穿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大体处于中国三皇五帝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外来文明打扰,可能再过上千年融合成民族。殖民势力把非洲拖进了现代社会,这种融合大大加快,原来需要上千年的,现在也许只要一百年就够了。但问题是,一百年也不短,你要给人家这个时间。
  
  冷战结束后,欧美对非洲盟友翻脸不认,你不搞多党民主,我就削减援助。法国更绝,他在非洲有一大帮小弟,法国说了,不民主,一分钱不给。当时中国还没发展到狂买原料的阶段。不少非洲国家穷得扛不住,只有搞多党竞选。在现代民族尚未形成的部落社会中,这种党派竞选很容易引发冲突。冷战结束后,非洲有十几个国家陷入内战,贯穿整个九十年代,一直打到前几年才大致消停。据我认真研究认为,非洲的战火基本上不是扑灭的,而是把能烧的东西都烧光了,自己灭的。
  
  若研究西方制度在非洲的实践,谁都不用看,看利比里亚就足够了。如果说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像美国的,利比里亚就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美国废奴运动兴起后,有些黑哥们想回老家。美国政府就帮助他们到利比里亚安家。1847年独立建国。这个国家,前身是美国殖民协会建的。宪法是美国人写的。重要政治条文是照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照搬美国的。前十几任总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国旗也是星条旗,只是星条数目不同。许多地名也照搬美国,比如它也有个马里兰州。与美国关系铁得不能再铁,联合国表决从无二心。英法当年也给美国一个面子,十九世纪未列强瓜分非洲,利比里亚是硕果仅存的两个独立国家。就这么着,在美国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该国发展了160年,2010年人均GDP为226美元,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180名。
  
  原因也很简单,利比里亚要实行美国那套制度,ABCD四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我都能看出来,为什么美国看不出来?这是真傻还是装傻?如果装傻,又为什么?利比里亚就摆在那里,可美国总统跑到非洲,仍然到处宣扬其“普世价值”,您好意思啊?
  
  利比里亚得分,5分。
  
  我例举这么多国家,不是要差辱西方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是一个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伟大制度。但任何制度都有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我只是想客观地看一看,它在西方文化区之外的效果。以色列,除了犹太教都是西方文化,我们把它归入西方文化区。
  
  总体评价是,除了东亚几个国家和土耳其之外,目前都不算成功。前面贴子里,我们探讨了西方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西方文化区以外的多数国家,由于不具备客观条件,实行这套制度以后出现了水土不服。本贴,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这套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即,探讨在西方国家、日韩台、土耳其等已经实行获得成功的地区,仍存在哪些制度性问题。
  
  可能有些罗嗦,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一遍:我分析这套制度存在的问题,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批判这套制度,也不是借此证明其他制度更好。例如,许多批判者指出,德国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希特勒。这是事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他的制度和程序产生的坏蛋更多。我尽可能把西方制度的优缺点分析透,目的只是为了给下一步探讨中国问题铺路。
  
  还要澄清两点概念:A,西方这套制度,西方人自己描述,一般指“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印度都已实行。我这里提到的西方制度,特征仅指“一人一票、多党轮替”。B,这套制度,西方人一般自称“民主制度”。我用“西方制度”这个称呼。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的实现形式有不同。目前来看,西方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不是普适的(前贴已证明),应该也不是唯一的。社会不断发展,目前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永远最好。西方人把自己的制度直接跟民主划个等号,以一种制度来垄断民主,这是不客观的。
  
  西方制度的优点,是第一次现实了权力制衡,为社会各阶层划定了可靠的权力边界,监督和抑制了政府权力,使之不能对社会各阶层构成利益侵犯。此前的各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多元,或者一元,共同的根本矛盾是对权力缺乏制衡。权力失衡,导致利益失衡,最终酿成冲突和动荡。因此,西方制度能够权力制衡,是相当可贵的。实现制衡的途径,一靠分权,二靠法治。西方能称雄世界几百年,制度优点摆在明处,我不再论述了。
  
  西方制度的缺点,从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大家就在思考。马克思有至少20公斤的书,对其进行剖析。马列时代,西方制度最被广为诟病的缺陷,一是贫富差距,二是经济周期。此后百年,世界大变。目前西方的贫富差距,比印度、伊斯兰和中国都要小。在苏联、中国、印度纷纷放弃传统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周期问题似乎也为世界共有。我们很难证明经济周期和“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存在必然联系。
  
  就目前形势,我观察认为,西方这套制度存在以下四个缺点:A,高成本,低效率。B,责任缺失。C,决策质量难以提高。D,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A项非常好理解。多元分权意味着制衡,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议会、法院和政府之间要协调,多党之间要协调,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要协调。如果大选没有一个政党得票过半,由几个政党组成个阵线来联合执政,那协调工作就更费炭了。奥巴马政府上次提高债务上限,协调一直到最后一刻,把全世界协调得心惊肉跳。许多西方国家应急处变能力较弱,也与分权制肘有关,比如英国政府对于伦敦骚乱的处理表现。这一项最好理解,我就不用多讲了。
  
  B项,责任缺失。有兄弟可能问,民选总统对选民负责,不负责下次不选你,这种制度最容易落实责任,何来责任缺失呢?这个看法,对了一半。民选官员,有时候确实要对选民负责,不像我们有些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满意。但是,还存在另一面。随着制度历史越来越长,西方官员越来越精,不负责的另一面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些欧洲国家,发扬民主的“公决”很多。比如,烟税增加,公假缩短,哪儿修条公路,哪儿建个水库,都要公决。我认为,政客把这些事情拿来公决,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决策得更好,而是为了堵大家的嘴。因为政府的决策再好,也总会有人指责。拿来公决,不管多错,反正是大家投票,事后谁也不能说什么。你看看,既推掉了自己的责任,又体现了民主品格,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近些年,美国还算好点,欧洲是动辄全民共决,内容越来越滥,隔三差五,五花八门。前几天,希腊总理提出,就接受欧盟援助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是典型的、只顾政党和个人利益、对国家不负责任的公决,差点使政府缺钱关门。还好,这次公决流产了。
  
  我们再看C、D两项。在学校时,我以善长码字而闻名。经常帮兄弟修改情书,把女孩感动得稀里哗啦。有一次,我喝多了,帮兄弟改信,有一句话是“我发誓我是无辜的”,不留神把“辜”写错了。成了“我发誓我是无睾的!”这位兄弟也不长脑子,虔诚地一笔一画腾写一遍,就寄出去了,结果……现在回想,我还觉得对不起他。
  
  扯远了。这帮子兄弟中,后来有一个人分配到人事部门工作。有次,他执笔,负责起草一个干部测评改革的课题。他又想起我,经常跑来找我帮他码字。我为此熬了不少夜,挣了不少酒。我原以为一人一票是最公平最合理的。通过那次代人捉刀,我对一人一票的决策质量问题产生了新思考。
  
  下面,我结合这个课题,聊聊C项:决策质量问题。
  
  举一个例子。许多单位对干部都有年终测评。全体职工,年底在礼堂一座,一人一票,无计名,投完就可以聚餐去了。课题的调查显示,投票结果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有很多人是这样投票的:测评票一发下来,上面印着一排名字。你跟谁有仇,先把他找出来,划个叉叉。对其余的人,全都划满意。无怨无仇,何苦跟人过不去?于是乎,有的干部刚调来上班两天,谁都不认识,赶上年底民主测评,结果满意率高居榜首。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或岗位,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了解率”。比如,在发改委内部搞民主测评,如果你是财务处长,是综合部门,各部门都要找你支款和报账,了解率应该比较高。如果你是轻工业投资项目一处的处长,是业务部门,口子很窄,全单位的人对你的了解率相对就低一些。当然,同样岗位,也会因人而异。比如你虽然在口窄的岗位上,但你已在本单位呆了三十年,了解率也会高。
  
  所以,我在课题报告中提出改革建议是:在满意、不满意之外,再加一个“不了解”选项,提醒投票者如实填写。然后,把测评结果分两步,先看“了解率”,若正常,在了解者的范围内再看“满意率”。
  
  课题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两项工作创新,第一项是,让被测评者定期向投票者诉职。第二项是,扩大投票者范围。把被测评者直接管理的企业代表请来,来给他投票。我哥们想把这两项创新写成一个章节,但内容风马牛,整合不起来。他又跑来找我商量。我这样分析:想要让投票的结果可靠,必须让投票者了解情况才行,什么都不了解,那不是胡乱投吗?这两项创新,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是让那些既定的投票者中不了解情况的人,变得了解情况。第二项,是把那些最了解情况、但不在投票范围的人,纳入投票者范围。所以,我向哥们建议章节标题为:“让知情者投票,让投票者知情——双管齐下提高民主测评有效性”。
  
  我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熟人范围的民主测评,想要提高投票的质量,都这么困难,那么,在一个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社会中,要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某种问题,其决策质量不如实行代议制——如果这个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比较合理的话。
  
  我曾调阅过某个欧洲国家近十年来的全民公决的议题。我个人感到,90%都是不该拿来公决的。因为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相关性又不强。比如修一个灌溉工程。应该在广泛征求相关地区群众和社会团体意见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开一个会来决策。
  
  通过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一些知名度极高、但从政经验为零的影视体育明星,高票当选为政府首长。一些政治投机家也在利于公众心理捞取选票。特别是在那些刚刚实行多元化的国家,社会公众政治上也不成熟,这时,如果哪个政客利于民族矛盾,挑动大民族主义情绪,就很可能捞到大量选票,但这种做法明显是在玩火,对国家和谐后患无穷。
  
  探讨西方制度的第四个缺点,D项: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西方的古典政治都是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的,不是粪粪主义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高度关注群众诉求,高度强调普通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大众福利作为重要执政目标。我觉得,这不用多费话解释,兄弟们也都能理解,一个社会,只要实行“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制度,通过一轮一轮的投票,不断选择和淘汰,民粹主义肯定会逐步取代精英主义,这个大方向没问题,就是时间快慢问题。
  
  我感觉,近二十年,西方民粹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了。比如戈尔和小布什对决。美国人一看,戈尔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感到很不放心。前面有教训,克林顿就是才华横溢,绝对大精英一个,结果当了总统不务正业,整天拿着白宫当炮房。小布什就令人放心,傻乎乎的,像一个加油站的伙计。选他吧。其实,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出自名门名校的精英,但许多人宁愿选小布什,因为他至少看上去更平民化一些。
  
  民粹主义导致欧美社会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高福利之下,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但没有人敢削,谁削福利,相当于不想在政坛上混了。还总有人嚷着增加福利来拉选票。上台再一兑现,政府的福利开支更大。麻烦的是,高福利在增加政府开支的同时,还在降低政府收入。因为人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从摇蓝到坟墓,都由政府包管完了,人就真正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是好,却没有工作和创业的动力了。有人说,能到德国当难民,不到中国当乡长。你到欧洲去看看,那些人,闲得啊,只要太阳一出来,草坪上都是晒太阳的人,一片一片的人,脱了,躺着,趴着,像一大群晒太阳的海豹。当年印度洋海啸冲上泰国普吉岛,欧洲人死伤极惨,都是闲得不行了,跑到亚洲晒太阳的。
  
  就这样,福利又高,干活又少,钱不够了,去借啊。如果换了越南、朝鲜,一个子都借不到,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但欧美不一样。美元是世界货币,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欧美国家都是世界发达国家,国家信用顶瓜瓜,可大量发行债券。如果实在不行,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中,纽约和伦敦两个在欧美,他们的金融机构和人才都不缺,创新出一大堆金融衍生产品,用一套一套的金融术语和无数英文缩写,把全世界呼悠的眼直。其实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骗钱加借钱。总之,现在很风光的美债和欧债,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在欧洲国家,最近三十年,除了普及了一些电子产品,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经济增长率也很低,还经常负增长一下。有人说,这是因为欧美社会已经达到极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人均GDP很高。在这个基数再向上发展,相当于总书记升官,很难了。欧美低增长是正常现象。
  
  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大一统两千年,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生产力水平都是徘徊不前的,当时的人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人类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当西方这套制度、这套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后,就带来了社会的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套制度的能量已经释放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间,这套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但是,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极限。它不断自我完善,到最后达到近乎完美的时候,也就释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能量。然后,它不可能再有更多能量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制度,就是这样发展演变的。
  
  西方这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力制衡。虽然这种国家仍然可能因外部因素、偶然因素而陷入动乱,但它毕竟从制度上避免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这就为社会经济提供了长期持续前进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二百多年的平稳发展。同时,权力制衡所形成的权力边界和利益边界,为个人财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空前解放。这就是西方制度的能量所在。
  
  今天,西方制度已经向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西方制度的自我完善也达到顶峰。以至于福山教授还作出了“历史的终结”之论断。同时,这套制度的A、B、C、D四个问题也在不断升级。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的社会决策,日益沦为政客伎俩的政治活动,假民主之名行推责之实的各种全民公决,高福利包袱的无限制地扩大,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和工作欲望不断衰减,使社会严重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量和活力。
  
  对于发达国家近二十年的经济低增长,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西方社会制度的束缚造成的。近年来,西方人总说自己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问过一个明白人,啥叫“后现代”啊?他讲了半晌,大意是,“后现代”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幸福指数和人的全面发展。我觉得,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后现代”这个思想很对。有时候,中国人发展来发展去,忙乎得把“发展为了什么”都给忘了。不过,凡事都有个度,人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养懒汉。
  
  前贴提到,西方制度有ABCD等项缺点。这些缺点目前还不会导致国家出大的乱子,因为多元制衡从制度上消除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本次金融危机,是西方制度面临的一次严重挑战,它还有多大自我完善空间?我们试目以待。
  
  就欧美单个国家来看,是一个多元制衡的国家。但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一个西方主导下的一元无制衡的世界。美国是绝对的超级大国,欧洲是它的战略盟友,其它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足够力量对欧美形成有效制衡。因此,西方把权力边界推向世界各个角落,挤占了其它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文明冲突在所难免。同时,在现行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中,西方国家占据有利地位,以各种方式挤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维持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
  
  比如在美国,公共机构随便一个什么秘书岗位,雇一个黑人女士,每天坐六七个小时,半天也没有一个人来办事,来办事的也就是看看表格盖个章,她的年收入就是5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十个工人的年收入。她为世界创造的财富真的相当于十个中国工人吗?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挤占,跟我们国内某些阶层对农民工的财富挤占并无两样。
  
  虽然西方制度有问题,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仍将占据世界主流。我不太看好欧洲。但美国制度的弹性要明显强于欧洲。今年拜登访华,习总对他说,中国相信美国经济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是真的。胡适认为,美国社会特点是每天都在发生变革,所以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大革命。1929年经济大危机和1980年代滞涨时期,世界上都出现过“美国崩溃论”,美国不但挺过来,而且越活越欢实。
  
  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倒掉的,这次经济危机肯定不是他的大限。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有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存在,很有好处。中国人既聪明绝顶,又极具劣根。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中国总能想出办法把他撂翻。但如果没有对手,中国人则经常把自己撂翻。而且中国人信奉“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历史上,外国收拾中国再狠,都没有中国人自己对自己下手狠。孟子有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强大对手陪着,倒也不是坏事。
  
  在分析中国前,我再把前面几个贴子归纳一下。我们根据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情况,把社会管理模式分成四种。一元制衡的模式目前还没出现,我探讨了另外三种。下面,我们把世界主要国家归个类。我知识有限,了解大概情况的不到50个国家。所以只列出了解的国家。
  
  世界多数国家表面上都采取西方制度。同样的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千差万别。用周星驰的话讲,“从表面看它是一个电吹风,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刮胡刀。”呵呵。我们就按实际运行情况分类。说明:泰国和马来西亚采用西方制度,运行情况不理想,但是,我感到它们还没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对权力完全失去制衡,暂时把它们归入多元制衡模式。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多元无制衡状态,普京又使国家重返强人集权轨道,所以西方称他“普京大帝”。我把俄罗斯归入一元无制衡模式。
  
  A 多元制衡:美国、加拿大、多数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韩台、土耳其、以色列、泰国、马来等。
  
  B 一元无制衡: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多数阿拉伯国家、中亚五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
  
  C 多元无制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缅甸、阿富汗、索马里等军阀割据国家。腐败严重的拉美国家和黑非洲国家。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好的。下面,用几个贴子,具体探讨中国。A,从历史看,先有制衡能力,后有制衡体制。双方实力相当或相近,一通火拼,一头血包,谁也吃不掉谁,算了不打了,坐下来谈吧。于是制度出现。这个制度又反过来,对双方制衡能力起到稳定和固化作用。比如,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源时,是商业势力崛起,拥有了傲视王侯的经济能力,同时,商人又利用封建小国林立的格局,拥有了资本抽逃能力。这些能力,使贵人对贵族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反复斗争,长期演变,形成西方制度。
  
  B,反对来,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尚未形成制衡能力,直接引入西方制度,一般情况下,会流于形式。因为不具备制度运行的客观条件。但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制衡。第一种特殊情况,是有强大外力的作用。如,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美国控制和北方压力双重作用之下的韩国。第二种特殊情况,是不受制衡的强势一方能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如,美国立国之初的华盛顿,台湾转型时期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但这种情况也同时需要许多外部条件的机缘巧合,光靠主观不够。
  
  C,你例举的几个村子,说明,以部族、宗族、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实行一人一票决策比较困难,人们很难超越血缘关系圈。非洲各国就是这个情况。这些村子,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给各个家族合理分配代表名额,搞代议协商,也许效果好些。
  
  回到贴子的内容,继续!
  
  上贴中,我把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归为一元无制衡,兄弟姐妹不会有异议吧。
  
  无古不成今。中国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在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在新时期的演进。1840年以后,救亡图存是中国首要任务,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没有纳入政治精英们的工作重点。1949年以后,我们有不少对权力制衡的探索,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在实施中,民主集中制至今仍有问题。但是,这个思想,可贵之处在于,它力图兼顾民意表达、监督制约、决策质量、成本效率等多方面,试图兼顾和结合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我感到,这个制度设计的思路,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算是比较前卫的。
  
  但是,因为主客观因素,中国对权力进行制衡的努力,到今天都没有成功。所以,胡总在中纪委几次讲话中,多次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他还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重话:腐败得不到遏制就会亡党亡国。(参见新华社转发的讲话全文)。
  
  我们通过例子,探讨一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权力运行情况有的兄弟可能有这种认识: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各项制度是一步一步完善的,所以,我们的各项制度肯定会越来越规范,就是一个时间快慢的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认识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是通过一件事情认识到这一点的。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是真实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某个市,修建了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虽然不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但建设标准很高,当时设计时速是80公里。这条路投入使用以后,成为当地车流要道。由于路好,在车少的时段,许多司机一踩油门,开到100公里,结果出了几起车祸。事故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就让交警严管。交警配了几套手提式录像机、测速仪,开始上路罚款。罚了一段时间,超速现象明显地减少了。
  
  但是通过罚款,交警部门尝到了甜头。这些罚款,按比例返还留成,改善了交警待遇。有些人就希望维持一定罚款量。实际上,当年交警经费没有保障,相当大的一块缺口,就是靠的罚款。有些地区的交警还下达年度月度罚款任务。近几年,国家财政宽裕,这个问题很少了,但十年前全国各地很普遍。
  
  他们的办法,是汇同有关部门,把限速从80公里降为60公里。会开车的人都知道,在又宽又平的公路上,很容易超过60公里。这样,交警的“猎物”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不用为了罚一笔款在寒风中等半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交警又想出个更好的办法,他们以从前的车祸为例,收集材料,请媒体搞安全宣讲周,努力造势。在此基础上,作为保障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条公路的十几个重要路段,包括平交道口、下坡、急弯等路段,限速改成了30公里。大家知道,你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速度差不多就是30公里。再加上,路边限速标志不明显,不提前,司机们不可能随时把速度降下来。这他妈的太考验变速箱了。此招一出,几乎所有车辆都成了交警的“猎物”,他想什么时候去罚就什么时候去,想罚哪个就罚哪个,你基本没的跑。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不起,是交警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司机们怨声载道,投诉无门。许多车辆宁可绕远,走别的县。一次偶然,交警痛罚了一辆外地车,车上的人是市领导费尽心思请来的投资商。此事因此被市领导重视,迅速得到纠正。
  
  这个事情,使我久久深思!
  
  我联系其它的许多事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改革逐步完善制度,是很难的。相反,制度越不合理(比如限速30公里),社会公众越需要求助于执法者,以寻求合理性。这样,执法者的寻租和谋利的机会就越多。中国立法机关虽然是各级人大,但实际工作中,多数法规还是由部门来制定,有的需要人大通过,有的由部门直接下发执行即可。这样,就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制度的逆向演进。不是越来越合理,而是越来越荒唐。不是越来越正常,而是越来越扭曲。不是越来越促进社会发展,而是越来越影响社会发展。唯有如此,才最符合该部门的利益。
  
  可悲的是,我们有许多监督部门和措施。例如监察、纪检、信访、市长热线、媒体等,司机们也进行了反映,但没有效果,这说明,目前这套权力制衡机制,至少得说,效果不佳。更有甚者,既得利益者还在会利用机会,宣传和肯定其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利用车祸宣传限速的必要性。
  
  那么,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既得利益圈子会怎么发展呢?我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真实的例子。
  
  某个机构,叫A部,承担着某个行业的行业主管职能。这个行业的机器,需要定期鉴定,以保正常运行。这个鉴定市场可以放开,只要有合法资质的公私机构,都可以开展这项业务。你鉴定结果不对,出了问题,追你的法律责任是行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当这样做。但是,A部自己设立一个机构,叫B中心,作为自己的下级单位,来负责这项工作。A部负责这个行业企业审批,他们把B中心的鉴定报告列为必需的送审材料之一。
  
  这样,企业不先通过B中心的鉴定,就不可能获得A部的审批。实质上,是A部把自己的政府权力转给B中心,通过鉴定业务收费,汲取社会财富。此事一成,市场上开展同类鉴定的私营企业,一单业务都拿不到,全部垮死。而企业不再是顾客,不再有市场讨价权,反而要跑去请求B中心签定,否则,你不能审批啊!
  
  这种权力利益格局的成长性如何?B中心成立时有5个人,六年以后,发展到300多人。这些人不全是业务人员,因为B中心有了行政权力,可以坐而收钱,就成了“好单位”,各种关系人情纷至而来,A部许多家属子女也安插进来,许多与业务无关的人都挤了进来。不懂业务的人比懂业务的还多。那么,这些人能干什么呢?因人设岗,工青妇群团,一应俱全,许多人坐在办公室喝茶。至此,B中心彻底行政化了。虽然它不在国家的行政序列和事业序列之中。以后即使有人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死题,成了无解。因为如何都是业务人员,还可以进行企业化改造,把它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泛行政化,成为一个衙门,那么进行企业化改造,它也活不出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导致社会泛行政化。权力不断越过边界,侵蚀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这种权力,又形成了利益格局。利益侵蚀会使改革趋于保守。不受制约的利益格局,膨胀速度比病毒还要惊人。当体制扭曲、机构膨胀、积重难返时,社会利益集团就会出现固化和世袭化倾向。这时,治乱循环就难以避免。对“逆向演进2”这一贴的回贴很多,谢谢各位的高见。有兄弟回贴认为,这些现象是“法制不够”所致。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再商榷几句。
  
  前面,我已经谈到这个观点:历史上,先有制衡能力,后形成制衡体制,体制反过来又加固了制衡能力。文革中砸烂了公检法,造成中国法制建设的倒退。如果说改革之初,许多问题是法制不健全所致,这还说的通。然而,经过三十年法制建设,中国目前根本就不缺法制,问题在于,对权力缺乏监督,“法制”不能真正形成“法治”。多年以前就有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个顺口溜把我的意思体现到位了。
  
  司法腐败是最致命的腐败。社会有什么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政府。政府有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司法,甚至通过行政诉讼告政府。司法乃是社会中最后一个说理的地方。前几年,短短不到一年,新闻媒体频繁报道了几起针对司法机关的恶性案件,四川、甘肃发生了有人自带凶器和炸药,到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同归于尽的事件。好像湖南也有。上海杨佳袭警案,大家更为清楚。这说明,如果司法腐败不公,人就绝望了,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权力制乏制衡,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把健全的法制变得不健全,合理的法制变得不合理。比如我上贴提到的,公路限速从80公里到60公里再到30公里。这就是“逆向演进”。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我可能是受了“负增长”等天才词汇的启发。逆向演进,说白了,就是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倒退。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上一贴的主旨所在。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聊!
  
  兄弟们不要看到本段标题“大道无为”,就认为我要在历史中去为现实寻找解药。不是的。我坚信,出路在未来,而不在历史。若在历史,秦汉以来两千年,古人早就找到了,也不会拖到今天了。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看看祖先对权力制衡有过哪些思考。
  
  为了制约官员权力的滥用,下药最猛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是发现贪污大肆屠杀。“空印案”仅有贪污嫌疑而已,就屠杀地方官一千多人。二是发动群众。朱皇上规定,老百姓如果发现地方官贪污,可以把他捆送南京,就和文革中鼓励群众造反有点神似。三是使用酷刑。对贪污受贿60两以上者,剥皮揎草示众。想想,公务员们上班去,衙门口总挂着几副塞满稻草的人皮,有的还是以前的老同事,这确实相当考验心理素质。换我,准会辞职。朱元璋就这么狠弄,明朝仍是贪官最多的朝代之一,看来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中国古代有句话:“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这句话概括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在中国治乱循环中的表现。从这句话来看,古人认为最好的治世,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从历史事实来看,确实也有道理。汉代奠定国力,是文景的无为而治。汉武帝在文景基础上,纵横天下,扬威立腕。但因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国匮民乏。所以武帝晚年下诏罪已,复归黄老。唐代,陇右李氏自认老子后裔,推崇道家之学。明万历年间,皇帝工罢,二十年不肯上朝,民间却工商兴旺,达到了市井繁荣之顶点。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对“无为而治”,我们有太多的浅解、误解和曲解。
  
  政府的强势权力,如果有三种可能性:A,做好事。B,不做事。C,做坏事。
  
  儒家是全力追求A。即使一时做不到,现实再残酷,儒家绝不会气馁。他们认为,问题出在社会教化不足,人们修身不足。只要努力宣贯圣人之道,最终会解决问题。所以,虽然看上去很入世,儒家实际上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承认B和C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追求A,追求不缀,止于至善,哪怕“知其不可而为之”。
  
  道家则不同。道家不否定A,但是,道家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残酷性。西方人追求自由,但也经常长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道家也有这个味道。他们认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你播下龙种,可能收获跳蚤。“无为而治”,就是承认自己没能力干到A,为了防止追求A却滑向了C,决定放弃A,退而保B。所以,道家看上去出世,实际上却是最现实主义的。
  
  “无为而治”和“无为”是两码事。无为很容易,啥都别干就行了。无为而治很难。因为你不光要“无为”,而且还要“治”。前一贴我们看到,政府权力失去制约之后,不管他干什么,都打着为群众服务的幌子。群众,多少部门和个人利益假汝名以行!利用权力挣钱,非常容易,非常实惠。让他“无为”,非常难。就像一个人正在捞金子,正捞得高兴,正捞得欲死欲仙,你冲上去按住他的手,他会拼命挣脱,甚至跟你拼命。他会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为群众服务?你为什么不让我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你放开我,嗷嗷嗷嗷!”所以,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所必须面临的冲突和斗争,比“有为而治”还要多。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许多领域中,政府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思路走。人们把改革开放看成改革、开放两个方面。而我有时理解为改、革、开、放四个方面。改者,改变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塑造新的。革者,把旧的去掉而已。开者,把原来封闭环境打开。放者,为原来被束缚的松绑。所以,这四个方面,除了“改”是政府主动创造新东西,其余三个方面,都是政府创造环境,留出空间,让经济和社会自己去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有25%是政府有为的结果,75%是政府无为的结果,即“解放生产力”、“放活经济”是也。当然了,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我前面说了,无为而治比有为而治更累人,因你要按住的手太多了。
  
  这算对历史的一点简单回顾吧。有本书叫《中国反贪史》,国内几个出版社都出版过。对历史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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